曾布无数次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自己不尊重王安石吗？真的是和吕嘉问有个人恩怨吗？当然都不是！旱灾持续一年多了，脆弱的大宋农耕经济经不起折腾，如果此刻反改革派发难，还是通过高压手段继续打压吗？如果大宋朝再来一次王小波、李顺起义，这些改革者们就真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难道自己真的只是向反改革派妥协吗？也不全是。作为大宋朝首屈一指的财政专家的曾布，发现了“市易法”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和前任三司使薛向有相同的看法。
“市易法”是在“均输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均输法”是朝廷用本钱对东南六路的贡品进行调配，买原产地便宜的贡品在价格高的地区卖掉；若有同样的贡品，只把近处的运往京城，不方便运输的贡品卖掉换成货币。这些贡品原本就不是面向市场的，之前由于贡品过剩而受益的都是和开封大官僚深度勾结的豪商，一般商人是获得不了这些信息和资源的。“均输法”打击的就是这些大官僚资本家的利益。熙宁三年（1070），王韶在陕西前线打仗，当时的朝廷拨不起银两，王韶就自己采用了“市易法”手段控制了陕西地区经济，用以补充军饷。
王安石在熙宁五年（1072），将“市易法”推广至全国商业繁荣的地区，针对的却是所有商品。他本想用这个办法来抑制豪强富户的垄断行为，保护贫苦的底层百姓。那些小本经营的农户、商户、手工业者生产了产品拿到市场上卖，常因为豪强富户联手控制市场，压低价格。这无疑就损害了小商品生产者的利益。豪强富户又联手抬高价格卖出，这又损害了商品消费者的利益。
一般农户和小商人的资本往往都很有限，一定要快速交易收回成本，才能进行再生产。因害怕资金不能及时补充，过去就只能受豪商富贾压迫，被迫和他们低价交易。王安石思考着如何救济这些底层的百姓，所以他规定：遇到有小商户要出售自己的货物，不愿意卖给大商人的可以到市易务卖给官府，按照平抑后的价格进行交易。市易务卖出商品时，也不高于市场价格。“市易法”还规定：官府可以把钱借贷给这些小生产者，根据所借时间的长短收取十分之一、二的利息。
无论是“青苗法”还是“市易法”，改革派都发现了货币资本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但随着政府通过货币对经济介入的越来越深，事情开始做的走样。贷款要收取一定利息，是承认货币作为资本在商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而这样的事情是万万不能交给政府的。这一点却是王安石怎么也没想到的，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政府变得逐利那就是一个邪恶的政府。这些本应该都是商业运作，而不是通过政府官员所擅长的行政手段。曾布发现了这个问题：生产经营需要货币，货币只在政府，政府只有官员，官员不可从事经营，这个怪圈萦绕在曾布耳际，让他苦恼的无法自拔。
而曾布确实获悉，吕嘉问有可能通过三司税收的行政权利打压小商户，获得比大商人更低的价格，再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大商人，政府卖出更高的价格。这是政府经商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市易法”就完全走样了，成了一种专卖制度，由官府来包办。最后发展成政府垄断所有产品，由官府进行买卖，至少也是垄断价格。
曾布看到的是：当行政权利与商业经营成为一体，围绕在这些官僚体系周围的便是各层生产者、各层商人，各种典型、**型**。使得所有的经济规律都彻底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半商业半政治任务的怪胎。改革派原本想破除兼并、破除垄断，却变成了政府兼并、政府垄断，最后还是官员兼并、官员垄断。政府行政权力的威力太大了，成了破坏一切规则、经济规律的力量。
但这些并不被曾布的改革同僚们所理解。既然章惇、曾孝宽为了针对曾布而要调查军器监，那就让他们查吧，曾布也觉得那里确实存在问题。熙宁五年（1072年），设置军器监，调集各州兵器设计、制造人才集中设计、生产武器，取代各州的各种民营兵器作坊，隶属于三司。人员费用、设计开发由三司财政拨付，批量生产的武器装备由枢密院军费采购。各种原材料如金、木、丝、麻、筋、胶、角、羽等都由各州县民营生产，军器监采购。军器监的设立极大的提高了大宋的武器质量，为熙河开边、平定西南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军器监设立的初衷，但和平时间久了也会走样。
大宋的枢密院要研发一种“神臂弓”，指标先进，射程远、穿透力强。有了大宋重大专项的拨款，枢密院的各司高官从此就在樊楼上醉生梦死，深夜酩酊大醉后，用门板把他们抬到各自车上送回。枢密院花的是国家财政采购，军器监用的是国家财政生产，都不是自己的钱，那就使劲儿造吧，把枢密院这帮爷伺候好是军器监的首要任务。
只要不花自己的钱，花钱的方法就五花八门，反正谁都不负责。由于太宗时期，大宋军队冬天入辽作战，出现了弓拉不开的情况，从此，大宋弓箭生产时就增加了一项抽检试验。弓的一个批次生产完成后，按照百分之三的比例，四舍五入进行抽检，一万次拉弓
合格后，该批次的弓箭才能交付，进入下一个装配、试验环节。抽检产品的编号由枢密院代表抽取，试验过程由枢密院代表监督，试验报告由枢密院代表签字。如果他们不抽号、不到现场、不签字，生产就不能往下进行。费用由枢密院出，是军费正常的列支项目，所以这些枢密院的代表才不会在乎。虽然枢密院的代表不在乎钱，但军器监的生产进度却是有要求的，八十万禁军要装备，生产装备的压力自然就很大。弓的两面，一面装牛筋，一面装牛角，按照工艺路线，装完牛角后进行抽检试验，试验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装配。可偏偏给弓装上牛筋的生产环节就是最耗时的环节，首先要经历的是“披筋”环节——把牛筋剪成一缕缕的细丝，粘在弓臂上。披筋完成还要根据环境温度晾晒半个月至一个月。这些都做完才能开始抽检试验。可怜的军器监里的工匠只能眼看着整整齐齐码好的牛角、弓、弦、望山、弩机……而不能进行下一步的装配。
军器监的设计师向枢密院代表反应：“太宗朝确实出现过冬季弓拉不开的问题，但都过去近百年了，现在弓的材料、制作工艺都有所改进，这样的抽检试验应该可以优化了。这样的抽检试验既浪费国家的军费，又耽误生产进度。”枢密院的代表才没动力改呢，改了出了问题还得他承担责任，不改浪费的也不是自己的，自己也不需要上前线作战不等着用。由于抽检试验向来不出问题，所以制度上也开了口子，抽检试验没有完成就把产品扭转到下一环节，那叫“例外放行”。如果想例外放行，军器监就得使劲儿给枢密院的代表们送好处，如果想让代表们快点抽号、快点签字，那军器监也得快点送。
在这些枢密院的代表们眼中，你们军器监不是也在原材料采购的时候收了各州县或者商人的好处了吗？你们都有好处进了自己的口袋，我凭什么不能有？
针对这些问题，所有人都在互相埋怨，指责对方没有尽力，却不肯去找制度上的原因。围绕着这些政府公权力，改革正在创造着一个巨大的**网……这都是曾布和改革派始料不及的，他们曾对着这个破败不堪的大宋朝进行改革，但每一项改革也都有其负面的作用。政府广泛而深入的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去，快速的扭转了国家贫穷的局面，但社会稍一发展，这些制度就成了阻碍发展的绊脚石。他们还无法认识到这些改革制度只依靠政府、官僚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完全不依附于政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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