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七年（1047），二十七岁的王安石出任鄞县（宁波）知县。鄞县濒临大海，远离开封，五代时属钱越国。钱越国统治时，每年都对河道疏浚治理，又修建了一些储水的水库，能够抵御比较大的水旱灾害。本朝以来水利失修，有些水道已经堵塞，或者直接流向大海，完全不能起到灌溉的功用。
王安石上任伊始，就深入全县作实地调研考察。每次出行都自带干粮，从不通知当地百姓是知县来调研。常常是风尘仆仆，冒风寒、履冰霜一走就是几十里十几乡。他曾写过一篇《鄞县经游记》记录一次他的调研经历。花费了十几天时间，风餐露宿。浚渠治川横跨十四乡。可谓夜以继日，不辞辛劳。此次兴修水利的重点是修复东钱湖。东钱湖年久失修，淤积导致河床上升，蓄水量减少，天旱时就会丧失灌溉功能。经王安石疏浚后的东钱湖“灌田五十万亩”，境内百姓“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这才是能够唤起王安石成就感的事。
王安石在任上发现，农民春天时青黄不接，种子钱、日常生活开销都需要向富户去借。利息高者达十分利息甚至更高，到秋天还利息，如果风调雨顺还就罢了，农户也落不到什么，要是稍微遇到一点天灾**，就得卖儿卖女，倾家荡产，土地兼并就此产生。
王安石经过思考，试验了一项政策：春天庄稼刚刚出苗之时，凡是急需钱粮的农户，可向本地官员提出申请，以地里的青苗作为抵押，向官府贷款。等到秋天粮食收获后，再归还本钱和利息，利息定为二分。百姓既用较低的代价解了燃眉之急，官府增加了收入用以维护粮仓，粮仓里的陈粮借贷给了农户，当农户用收获的新粮偿还时，粮仓又重新贮满了新粮。王安石亲自监督整个借贷过程，既不允许强制贷出，也不允许借而不贷，额度也由农户自定。该政策实施后，富户再也不能盘剥百姓，百姓也逐渐有了余粮可抵御一定的风险，大获成功。
王朝的更替，大多都因为王朝的后期贫富差距过大，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无法调和，而政府又没有有效措施。处理好这些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才是维持帝国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最好的指导帝王统治的“通鉴”应该来源于治国理政实践，而不是去废纸堆里去找“资治”。
鄞县不少区域地处沿海，出产海盐。沿海的百姓没田可种，不得不卖海盐为生。官办的盐场为了垄断盐业生产，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私盐。可是这些百姓不贩私盐便没有了生活出路，所以屡禁不绝。为禁绝私盐的贩卖，浙东路转运司给下属各县下发了“捕盐”令，要求雇专人逮捕卖私盐者。为了筹集雇人的费用，还要求各县官吏和百姓出钱。并悬赏告发和提供线索者，一时间人心惶惶。
“捕盐”令下发到鄞县后，王安石只派人贴出布告，并没有实施。王安石给转运司长官写了一封信《上运使孙司谏书》，讲明“捕盐”对百姓正常生活的危害。劝转运使收回发到各县的布告。特别写到：“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王安石真是把《孟子》读到心里去了。不得不说王安石作为一知县，为百姓民生向路转运使即路最高行政长官提书面反对意见，是十分难得的。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在鄞县任期已满，回汴京述职。实际上鄞县的人民已经为他述过了。王安石留下了他早夭的长女。临走前，王安石乘一叶扁舟来辞别自己的女儿，并作诗《别鄞女》：“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他当好了知县，却没有当好女儿的父亲，不禁落下了眼泪。
摆在王安石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留京进三馆，另一条还是留京进三馆。因为这次给他做工作的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昭文馆大学士文彦博。宰相举荐留任京官，要是还不答应，那就是不识抬举。可是王安石就是不答应，以各种理由要求去地方工作。吏部只得又安排他去舒州做通判。通判和知州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知州是一个州的主官，通判是副职，但通判有代表皇帝对知州进行监督的职责。所以大多数知州都希望自己所在的治所既有好吃的，又没有通判。
在去舒州的途中，王安石顺道拜访了居住在青州的范仲淹。听说王安石来拜访，范仲淹不顾年老多病站在门口迎接。一个退休的宰相，迎接一个三十岁的通判。三十年后王安石在江边迎接苏轼仿佛就是昨日重现。
范仲淹问道：“以青苗做抵押的贷款，容易出哪些问题？”
王安石答道：“农户对贷款的数量不能合理估计，贷多了徒增了利息，少了不够用。”
范仲淹问：“官府是不是需要贷款越多越好吗？”
王安石道：“青苗贷款目的是救助百姓，而不是官府获利。若百姓的利益被损害，官府获得利益无异于杀鸡取卵。”
王安石问：“范公以为‘庆历新政’的问题出在哪里？”
范仲淹道：“‘庆历新政’针对吏制改革，而改革需要各级官吏去执行，有改革设计上的缺陷。”这对王安石触动很大，王安石开始思考这个
悖论。
王安石到舒州不到一年，就收到了宰相文彦博的信，信中文彦博诚恳的邀请王安石进入馆阁。给出了史无前例的待遇，免考。并承诺会迅速得到提拔。周围人立刻都沸腾了，都想知道是怎样和宰相攀上关系的时候，王安石回信说：“文相公，安石还是不能去。祖母年岁已大，父亲至今未葬，京城花费高。”这次王安石不是在回绝制度，而是在谢绝宰相。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王安石简直就是一副要把这彪悍的人生进行到底的态势。
而此时的大宋朝廷也发生着变化，自“庆历新政”以后，台谏官已经开始围攻宰相了，而且宰相们屡屡败北。此时的宰相文彦博和枢密使庞籍正在商议裁军的事。但朝廷之上最热议的并不是此事，而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伯父张尧佐任命的事。
皇帝宠爱张贵妃，张贵妃就撒娇，希望给自己伯父张尧佐戴上几个荣誉头衔，仁宗皇帝答应要给四个极其高贵的“使”的头衔。此事可大可小，关键是看的人怎么看。先是知谏院包拯拉着仁宗皇帝的袖子不依不饶，据理力争让仁宗皇帝迫不得已免去了三个“使”，这已经让仁宗皇帝在宠妃面前不好交差了。殿中侍御史唐介仍然不善罢甘休，写了个长长的奏章批外戚张尧佐揽权。仁宗皇帝忍无可忍一把把奏章扔到地上，唐介捡起奏章继续读，赶都赶不走。
唐介说：“臣忠义激愤，就是把我煮了，我也要说完。”其实他也就是知道在大宋朝不煮士大夫。
仁宗皇帝只好说：“这是中书门下发布的任命，你去走程序。”
唐介就开始疯狂的咬文彦博：“文宰相就是拿贵重的礼物贿赂贵妃才当上的宰相，文宰相你自己说是不是？如果是，不要向陛下隐瞒。”仁宗皇帝没办法，只得叫人将这“疯子”拖走。
文彦博还得言不由衷的对皇帝说：“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
文彦博就这样被言官赶走了，替代他的是庞籍，不久庞籍也被言官赶走了。朝廷上的坏风气已经开始蔓延，谁都想掌握对道德、礼法的解释权，并以此打击不同政见者，树立自己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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