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的施行表面上没遇到什么阻碍，因为惩治**、整顿作风是极符合儒家伦理的，符合士大夫的人生价值。事实上派下去的按察使也查不出多少地方官员欺压百姓的案例，而惩治**的案件也渐渐让百姓厌倦了，兴奋感持续下降。朝廷大张旗鼓的“庆历新政”没有触动太多人的利益。既然按察使也派驻了，官员不存在问题，那百姓的苦难就和地方官没有关系了。而大宋百姓苦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称“古者苛剥之法本朝皆备。”庆历年间国家的总赋税是盛唐时期的十倍。
宋代沿用了唐中期以来的二税法，即每年夏、秋两季按田亩征收赋税，共征收两次，因此称之为二税法。此部分也称为正税，是固定征收的部分，这部分大宋朝和唐代也没有什么差别，从太祖皇帝到仁宗皇帝也没有什么差别，基本维持不变。百姓苦的是附加税，比如延纳、损耗、支移、折变、征榷等等，名目繁多。延纳顾名思义就是宋以前比如五代十国时期，各国曾经以各种名目收过的税，现在都要延续缴纳。损耗包括运输过程中交通事故造成的损耗、在仓库中腐烂造成的损耗、麻雀老鼠造成的损耗等，都需要百姓事先缴纳。关键是还需要事先缴纳，损耗还没有发生就让百姓缴纳，那就只能多不能少，交少了让谁去为“公家”补偿呢？仁宗时期又恰逢打仗和烽烟四起的叛乱多，百姓缴纳的地点往往临近作战地区，远得距家有好几百里，如果没有能力送去也可以，但需要缴纳支移钱，官府雇人去送。再后来粮食自己送去了，支移钱还接着收，成了固定要缴纳的一部分。一亩地缴纳一斗粮食作为税，但有时朝庭不要粮食要钱，但折变的数量关系由官府定，通常都极不符合实际市场行情，那只能是朝着苦了百姓的方向倾斜。另外，宋代的征榷给百姓压力很大，征榷指对国家专卖的商品盐、茶、酒、明矾等征税。茶、酒可以不喝，但对盐这样的必需品征税，基本就可以认为是人头税了。包拯任陈州知州时曾经统计过，一亩地要缴纳140文钱的税。原本一亩地须缴纳一斗粮食，但官府不要粮食要钱，官府的折变是一斗粮食100文，而实际市场情况是老百姓的一斗粮食只能卖50文。还需要缴纳20文支移、20文耗损。
百姓的苦难显然不是地方官造成的，按察使也确实没法挑出地方官的什么大毛病。大宋朝的财政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是没有小金库的。这些税法也是由中央制定的，地方官只能执行。而在执行的过程中这些地方官都对百姓给予了十分的同情，很多地方官都以身作则。他们给朝廷呈报的报告也时常反映当地百姓如何艰难，希望朝庭能够体谅。朝庭通常的回答是，你这个地方官执行力不行！其他州怎么就能交上你就不行？你们州的百姓都勤勉劳作了吗？有没有足够辛劳？我有次去你们州就看到有些人晚上没在地里干活儿！寇准进士登科后干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巴东知县，县衙主管收税的官员是查县尉。这一年中央派黜陟使到地方督察，看见税收的实在不怎么样，就把几个税交的不好的地方的收税官员脖子上上了一个几十斤的大枷锁，在太阳下面暴晒。过了会儿黜陟使几杯酒下了肚，气也消的差不多了，派人去把他们的枷锁去了，可查县尉就是不肯卸。对黜陟使说：“我可能还是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您还是让我接着戴吧。要不我戴着这枷锁再去收一次？”大宋朝百姓的苦难哪里是地方官造成的？这是每一个二府三司的朝庭大员心知肚明的事。改革是要改的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国富民强，让官员的权力范围与承担的职责相匹配，而不只是让官员廉洁，让官员和百姓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直至不堪重负。
“庆历新政”推行了一阵，国家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仁宗皇帝也渐渐失去了信心，时不时的表现出了不耐烦的情绪。新政不能解决老问题，那要新政干什么？王拱辰向滕宗谅的发难还真不是因为新政触动了谁的利益，如果新政真的能触动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打破利益格局，那还真说不定会成为一次成功的改革。王拱辰打击改革派更不是因为触动了他个人什么利益，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改革派的人欧阳修对自己不尊重；其二，仁宗皇帝似乎对你们的改革有看法。想上级之所想，才是好御史中丞，真是对御史台这个对皇帝进行监督的监察部门莫大的讽刺。而王拱辰打击滕宗谅那不过是初试拳脚热热身。
范仲淹改革的硬伤是有能力做实事的人太少，吹拉弹唱的人太多。一堆只会写诗词文章的文艺青年，不会做实事还坏了事。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颂》中“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肆吹捧改革派，不点名批评夏竦，夏竦是个连权相吕夷简都惧怕的奸猾小人，而且现在已经不在朝廷，完全没有得罪他的必要。起初欧阳修读到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异常兴奋，真以为找到了“庆历新政”的鼓手，可问题是改革不是靠鼓手敲锣打鼓完成的，更何况过犹不及还要起反作用。这一点韩琦、范仲淹显得成熟的多，他们俩看到《庆历圣德颂》感到了恐慌，意识到了这就是在为“庆历新政”招惹祸端。
“庆历新政”遭受的最致命的打击是苏舜卿的饭局事件。苏舜卿是新任宰
相杜衍的女婿，也是极力支持“庆历新政”的。杜衍就是为了他这个女婿也站在改革派一边。苏舜卿在馆阁任职，不过是一个文艺青年罢了，一次约了几十位文艺骨干和青年官员吃饭。王拱辰联合贾昌朝、张方平、宋祁一起布了一张大网，打算对他们一网打尽。通过侦查取证，坐实了苏舜钦的饭局花的是公款，这是“典型”**。不但如此，饭局上老宰相王曙的儿子王益柔狂妄的作诗：“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是对皇帝、周公、孔子的大不敬，这是政治站位都错了。当然最重要的是王拱辰他们语重心长的劝告皇帝，这些改革派就是朋党。仁宗皇帝不在乎他们花了几两银子吃喝，也不在乎他们酒后胡言乱语，但如果涉嫌朋党那是帝王最不能容忍的。官僚结党想对付的无非就是皇权，如果威胁了皇权，什么“民”也好，“社稷”也罢，统统都要放到一边，赵家的稳固统治才是第一位的。
仁宗皇帝没好气的问范仲淹：“君子也结党吗？”
范仲淹没有直接回答：“宋夏战场上，勇敢的人成一派，怯懦的人成一派。朝廷之上亦有正邪之党，关键看您怎么看。若结党为善，于国有何害？”范仲淹也太高看他的陛下了，皇帝哪有能力知道你结党为善还是为恶？不为善可以，但必须要防止擅权。
仁宗皇帝对契丹、对西夏束手无策，对这次参加聚会的几十人却是毫不手软，均被贬官或外放。“庆历新政”对王拱辰、贾昌朝、张方平、宋祁绝不会造成什么利益损失，这些人中有状元、有能臣，他们都购置的有广阔的良田，而且他们按照大宋法律以朝廷官员身份，都不需要向政府交税，青黄不接之时还可以向普通百姓放高利贷。他们还可以根据掌握的朝廷信息，廉价的买到大量皇宫用不完的贡品，再高价兜售出去换取私利。“庆历新政”对这些不公平的现象无动于衷，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却并不买账，反而对改革派大动干戈。他们反对的原因无非就是要把私愤宣泄出来，最重要的是体会到了陛下的心意，要付诸实施。既然发言权就是最大的权力，这样的借力打力就是官场上树立权威的最妙办法。
与此同时，夏竦的发力更有杀伤力。他要做的就是劝导仁宗皇帝改革派就是在结党，他们结党不是为善而是为恶，而且是为大恶，他们要把陛下您给废了。夏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改革派的人石介写长诗骂他，骂的整个大宋都知道了，夏竦咽不下这口气。还真是整个大宋都知道了，就连远在四川，才六、七岁的苏轼，都是因为《庆历圣德颂》知道了这一年朝庭上的这些人和这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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