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的风波没有惊动此时正在为膝下无子，无法立储而焦躁的仁宗皇帝。仁宗皇帝今年已经四十九岁了，子女中只有长女富康公主现已成年，其他要么夭折，要么是还在襁褓当中的小公主，没有一个健在的皇子。嘉祐元年（1056），仁宗皇帝得的那场重病可不是装的，是真病了。
发病那天，仁宗正在接受百官参拜，突然手舞足蹈，胡言乱语，便立刻被扶入宫内。稍有缓解后，君臣在紫宸殿宴请辽国使者，宰相文彦博上前敬酒，仁宗皇帝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他，突然莫名其妙的问：“难道你今天不高兴吗？”第二天，辽使入宫辞别，使者进来以后，仁宗突然大叫道：“赶快召使者入殿呀！”同时手舞足蹈。这些反常的举动令辽国使者不知所措。文彦博对辽国使者打圆场道：“皇帝见到你们高兴，酒喝多了。”算是暂时化解了一次外交危机。之后，仁宗皇帝一病不起，朝堂上危机四伏，倒是文彦博冷静果断，处理了各种危机直到仁宗皇帝恢复正常。
那时还只有四十六岁的官家膝下无子，如果一旦撒手上仙，那会造成怎样的混乱后果？恐怕不堪设想。立嗣事宜在大宋朝造成的危机已不止一次。大宋真宗朝咸平六年（1003），真宗皇帝的两位皇子先后夭亡，以致真宗皇帝的五位皇子都相继离世，国本动荡危机四伏。真宗皇帝将四弟赵元份之子赵允让接于宫中收养，以备身后不测。真宗皇帝虽然已在形式上准备好过继子嗣，但内心是很不甘心的，他当然只想把天下传给他的亲生儿子。过了不久，真宗皇帝还真生了一个儿子，赵受益，后改名赵祯，即后来的仁宗皇帝。赵允让顺理成章的被送回王府府邸，而且丝毫都不敢表现出失落。赵允让是幸运的，经历了这些还保全了性命。
随着仁宗皇帝慢慢康复，大臣们开始不断奏请皇上过继子嗣，立储以避危机。其中知谏院范镇的上书情真意切，虽然言辞激烈但是还是感动了仁宗皇帝。仁宗皇帝看到多次为此事上书的范镇，几个月后头发胡子全白了，说道：“朕知道范卿是位忠臣，您说的也都很有道理，能不能再等我个三两年？”仁宗皇帝语重心长的说。范镇看出了仁宗皇帝的悲苦，从那以后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皇上从此最重要的事就是临幸宫娥，被实践证明过了生不了孩子的，无论是后还是妃都先让让。后宫得幸的十名年轻美貌的御侍，被称为“十阁”，温成“皇后”的妹妹也在之列。她们将来都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皇太后。“从此君王不早朝”，三年过去了，皇子一个没有出生，公主一位接着一位。仁宗皇帝尽管有些失望，但是看到这一位位可爱的小公主诞生，他也是挺高兴的。
一天，仁宗皇帝坚持要把一位御厨赶走。谁劝也不行！因为这天御厨的菜里有一道羔羊肉。仁宗皇帝深感不吉祥，联想到自己没有子嗣，是不是因为这样残忍的事做多了？仁宗皇帝生气道：“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宰杀羔羊这样的事有悖天理，做不得！”说得老泪纵横。
官家立储是深宫之事，但中书还要做中书的事，枢密院还要做枢密院的事，三司还要做三司的事。如今司马光调任三司度支勾院，是大宋朝专门负责财政审计的部门。
三司显然就比御史台懂得欣赏，御史台种的都是柏树吸引乌鸦。三司种的都是牡丹，吸引的都是才情绝伦的才子。一天，牡丹花开，三司使包拯很高兴，请三司的重要官员吃个饭，顺带饮口小酒。包拯酒量很不错，下属就一通张罗。桌上只有两人不簪花、不喝酒。两人都是度支司的，一个司马光，一个王安石。不簪花就不计较了。
司马光说：“臣不善饮酒。”作揖。
王安石说：“臣不喝酒。”作揖。
包拯哪受得了这俩小子？欧阳修的气受了也就受了，你俩要干啥？不知道三司是他“使”说了算的吗？
“不喝也得喝！”包拯大不悦。
旁边人一看包拯生气了，都分别劝王安石和司马光。也是，这两人咋没眼力见儿呢？司马光一饮而尽，杯口朝下示意，一句话不说坐了回去。王安石倒好，权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都是幻像。不知道周围坐着自己的上级，自己的同僚。真是做到了“外境非有”啊！尴尬是一定的了，就是不知道谁尴尬。王安石也许想说，你老包是位有原则的人，我王安石也有原则。不能徇私枉法是您老包的原则，不配合上级喝酒是我王安石的原则。不知王安石想过了没有，刚走了一位过去顶撞过的三司使张方平，好容易来了一位新领导，难道就不怕得罪领导吗？这饭局上不知谁是摆设？反正王安石似乎眼睛里看不见桌子上还有其他人，听不见有人在和他说话，更是不知道啥叫喝酒。其他人也都错愕，世间还有这样的同类？
一场酒局，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的性格都一一展现。三个人一辈子的官场生涯基本如此，一位性情刚直，一位性格执拗，一位牛脾气上来谁也拉不动。
喝酒是喝酒，上级不满意也就罢了。王安石既然当了这个度支副使，那也得把这个官干好。现在的王安石身上发生了连他自己也未察觉的变化。王安石从
一个只看重“民生”的地方官员，进入了朝廷三司这样的核心部委，他逐渐更关注“国计”了。在这里，下层的苦难在渐渐远去，上层建筑的矛盾在层层清晰。王安石在他著名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文章中写道：
如果制度有问题管理不得当，即使经济形势看似很好，但富商豪强都能操纵市场，获得各种垄断利益，来争夺财富，满足他们自己的无穷**，这是蕴涵着极大危险的。如此，即使皇帝粗衣淡饭，终日操劳的精疲力尽，希望让天下富足，却仍然是不可实现的。由此看来制定好的制度，选择好的官吏来贯彻，从而管理好天下的经济很重要。
垄断自然是应该打击的，但藏富于民就一定要让位于国家操控吗？王安石打击垄断豪强与损害民间商业的利益只有一线之隔。“国计”和“民生”的关系很微妙，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时也是一对矛盾。秦始皇修长城当然是“国计”，可以抵御外族侵略。有了安定的国，才能有安居乐业的百姓的家，这才有“民生”。可对于陈胜、吴广、孟姜女，修长城的“国计”和他们的“民生”难道不是一对矛盾吗？隋炀帝修运河也是“国计”，还寄期望于惠及“民生”。但这样的“国计民生”工程却造成了亡国的惨剧。难怪唐代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无限感慨：
汴河怀古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从此“国计”和“民生”在王安石心中就如同两个小人儿，有时打来打去，有时相拥哭泣。王安石的内心将为这两个小人儿纠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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