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时代有了后世修仙学的基础：《行气铭》。
那是几句刻在玉上的话，教导大家认识“气”在身体里的流动和作用，得以保养身体。它在现在这个时代的地位，就如同后世几乎每个办公室都有的《莫生气》。
这个时代也有了《黄帝内外经》。《内经》是讲治病之学，《外经》是传降妖缚祟之术。这就是医巫同源的典型。
我跟着师父在山中学习的那些技巧，最多只能是偏方，连医学的毛尖都赶不上。唯一有用的，或许就是“细菌”“病毒”之类的西方医学。
幸好我上过法医学，对于人体并不是很陌生。
一切都可以从人体开始。
“做尸体解剖吧。”我对老医生说，“只有剖开了尸体，才能知道里面有些什么器官组织，派哪些用处。”
老医生很受感动。
我是第一个愿意正面立法支持医学的人。
赵国较之秦国多了一部《医师法》，首先确保了医生的人身安全，不用为技术性误诊偿命。其后，医师法里规定了医师资格问题。中医是一门十分依赖经验的学科，并非学够了知识背够了书就能应用的，所以我规定所有想获取医师资格的人，必须要经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凡是通过者才能享受医师待遇。
比如上面那条。
又比如，所有医师享受下大夫的爵位。
“医工之人，为何也能受封下大夫！”赵何道出了许多人心中的疑惑。
因为：
——世间能杀人者好寻，能救人者罕见。
既然能以杀人得爵，那么以救人得爵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一个仁王，怎么能够只封赏杀人者，而无视救人者？
道理如此，赵何却更担心岁俸问题。
“这些可以视作荣勋。”既然有功勋，亲勋，多一个荣誉勋爵有什么关系？反正只是个给一种待遇，不需要给实际的物质奖励。
“而且医师在当地官署注册登记之后，执业不需要纳税。”我道。
赵何刚刚放下去的心，立刻又提起来了。在赵国，除了国君之外所有人都是要纳税的。当年平原君抗税，被赵奢杀了九名执事，连个安慰都没有，还得举荐赵奢。如果这些医师都能免税……
“医师的田产需要一体纳税，只是免其个人所得之税与徭役。”我头皮有些发麻。
这里涉及一个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而一旦涉及这个问题，就必须涉及另一个问题：财产申报问题。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有银行的，我甚至都无法发行货币符号用来取代以物易物这种经济状态。
然而征收个人所得税却是我想法中必须实现的一步，只有开征个人所得税，才有理由取消人头税。取消人头税的意义或许在经济上很深远，也可能只是我愚蠢的一厢情愿，但是站在我现在的高度，我必须废除这个税种！
不废除人头税，永远都有查不完的隐匿人口！
如果说有人因为人头税而不生儿育女，我并不相信。在这个天一黑基本没事干的时代，夫妻俩除了生儿育女还能干嘛呢？问题在于，他们会把孩子藏起来。这些隐匿人口直接导致另一个不良后果：无法实行身份证制度。
现在哪个诸侯不知道要发展人口，扩充土地，增加良田？问题就在于这个人口往往不是可控制人口。如果从有效控制来说，秦国无疑做得最好。他们的身份证制度——照身贴——已经成熟，使得官府很轻松地了解治下人口数量和年龄分布层次。
对于一个好战的国家，这么做的最大好处就是清楚知道自己的战争能力。而且附带地能够从人口增长率上看出一个官员的能力，作为考核的依据，保证能者上，庸者下。
这些内政方面的事，我本来并不着急改变。自从读完了秦国法律之后，这些在我脑中的“先进设想”，秦国竟然都已经实施了数十年！这就有些离谱了。一个野蛮民族，很容易击败成熟的文明国家，无论从纵向看中国历史还是横向看世界历史，都不乏例证。
问题是秦国……一方面有野蛮民族的侵略性，一方面又有远超同时代国家的文明性。
这种形态简直就是落入地球的异形，不碰到开挂更厉害的铁血战士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或许很多人喜欢从科学技术、战略战术层面分析秦国夺得天下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个专攻社会科学的准学者，我更相信上层建筑决定了秦国成为天命之国。商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基础的问题，但是将“耕战”作为国策，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了决定社会发展的本质，从而设计了一整套与之匹配的上层建筑。
我不知道后世有没有学者研究战国时代的社会学，不过身处这个时代，坐在秦国的邻国看着这个巨大无朋的国家缓缓升起，真是别有一番复杂滋味。
一想到自己居然选择了一条对抗它的道路，这番复杂的滋味就只剩下苦涩了。
不过反过来看赵国，虽然在文明程度上比秦国要薄弱一些，但是依旧根据野蛮战胜文明的惯例，赵国的野蛮指数丝毫不弱于秦国。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偷偷准备马谱，用马场的厚利吸引有钱人投资养马事业，在马种培育上已经有了不小的优势。一旦找到了训练骑兵的机会，摸索出骑兵战法，就会有大量经验丰富的牧马人为这支跨时代的军队提供坐骑。
除了马匹之外,我更操心的就是人口。除了要增加政府可控制人口之外，还要增加实际人口数量。大量的土地空闲没有耕种，实在是种浪费。对于增加人口数量，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人口不是植物，说多就能多的。
现在限制人口的主要因素还是在卫生条件上。新生儿夭折率太高，导致人口数量无法大规模上升。对于这点我又极端无力，谁让我修了法医学没去修妇产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接生器具高温消毒，洗干净手，减少感染，避免破伤风。
至于孩子出生之后的百日咳之类的，我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不看。
唯一可以肯定能够实行的就是接种牛痘预防天花……问题是天花还得有两百年才传入中国。
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最终我给医缓的是一卷《原病》。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根本不具备验证病毒的科技手段，只好把病毒和细菌混为一谈。这种明知是错却又不得不做的事，让我有种无奈感。然而一旦把无法验证的东西宣扬出去，人们在无法验证我说的理论之后，全部视作胡言乱语，那我可就真的白忙活了。
医缓在接受《原病》的时候很纠结。
因为我要他彻底打破知识传承结构，将医学知识彻底普及。
对于他来说在泮宫讲学，得英才而教之，让新生的医学发扬光大，实在是十分浪漫的事。然而一旦我要求把这种浪漫扩大到天下，其难度就成几何倍数增长了。他不担心知识技能的外流，但是担心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老朽只能尽己所能，至死方休。”医缓终于还是接过了《原病》，珍而重之地向我行礼感谢。
其实应该是我感谢他。细菌这种东西肉眼是不可能观察到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显微镜，那个东西貌似比望远镜更难一些，至今没能突破技术瓶颈。所以我在《原病》中加入了几组比照实验，主要是肉类在不同环境下速度和程度的实验，从而证明天地之间有这么一种看不见的小虫会导致。
医缓只要能把这些实验全部做出来，这种靠实验结果说话的习惯就会流传下去，以后要想随便写本书靠呓语忽悠人就不可能成功了。
真抱歉，邹衍先生，我说的就是你。